伴随着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土壤大面积污染以及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生态农业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如今，生态农业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未来发展绿色农业，生产绿色农产品，不仅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扶持和农业补贴，也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以下是十种生态农业模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正文如下：

1 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

“四位一体”生态模式是在自然调控与人工调控相结合条件下，利用可再生能源(沼气、太阳能)、保护地栽培(大棚蔬菜)、日光温室养猪及厕所等4个因子，通过合理配置形成以太阳能、沼气为能源，以沼渣、沼液为肥源，实现种植业(蔬菜)、养殖业(猪、鸡)相结合的能流、物流良性循环系统，这是一种资源高效利用，综合效益明显的生态农业模式。运用本模式，冬季北方地区室内外温差可达30℃以上，温室内的喜温果蔬正常生长、畜禽饲养、沼气发酵安全可靠。

这种生态模式是依据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系统工程学原理，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太阳能颤动力，以沼气为纽带，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种养生态模式。通过生物转换技术，在同地块土地上将节能日光温室、沼气池、畜禽舍、蔬菜生产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产气、积肥同步，种养并举，能源、物流良性循环的能源生态系统工程。

这种模式能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化害为利，变废为宝，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最佳方式，并兼有提供能源与肥料，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促进高产高效的优质农业和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位一体”模式在辽宁等北方地区已经推广到21万户。

2 南方“猪-沼-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

以沼气为纽带，带动畜牧业、林果业等相关农业产业共同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是利用山地、农田、水面、庭院等资源，采用“沼气池、猪舍、厕所”三结合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三沼(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从而实现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效果。工程的果园(或蔬菜、鱼池等)面积、生猪养殖规模、沼气池容积必须合理组合。在我国南方得到大规模推广，仅江西赣南地区就有25万户。

3 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模式

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模式是遵循植被分布的自然规律，按照草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原理，运用现代草地管理、保护和利用技术，在牧区实施减牧还草，在农牧交错带实施退耕还草，在南方草山草坡区实施种草养畜，在潜在沙漠化地区实施以草为主的综合治理，以恢复草地植被，提高草地生产力，遏制沙漠东进，改善生存、生活、生态和生产环境，增加农牧民收入，使草地畜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

主要包括：牧区减牧还草模式、农牧交错带退耕还草模式、南方山区种草养畜模式、沙漠化土地综合防治模式、牧草产业化开发模式。

4 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

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是指借助接口技术或资源利用在时空上的互补性所形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产业或组分的复合生产模式(所谓接口技术是指联结不同产业或不同组分之间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的连接技术，如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饲草，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其中利用秸秆转化饲料技术、利用粪便发酵和有机肥生产技术均属接口技术)。

主要包括：“粮饲-猪-沼-肥”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林果-粮经”立体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林果-畜禽”复合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

5 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

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采用传统农业的间、套等种植方式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从而合理充分地利用光、热、水、肥、气等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人类生产技能，以获得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6 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

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是利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工程和清洁生产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达到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生产优质的畜产品。

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在畜牧业全程生产过程中既要体现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清洁生产工艺，从而达到生产优质、无污染和健康的农畜产品;其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实现饲料基地、饲料及饲料生产、养殖及生物环境控制、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畜牧业粪便循环利用等环节能够实现清洁生产，实现无废弃物或少废弃物生产过程。现代生态畜牧业根据规模和与环境的依赖关系分为复合型生态养殖场和规模化生态养殖场两种生产模式。

主要包括：综合生态养殖场生产模式、规模化养殖场生产模式、生态养殖场产业开发模式。

7 生态渔业模式及配套技术

该模式是遵循生态学原理，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按生态规律进行生产，保持和改善生产区域的生态平衡，保证水体不受污染，保持各种水生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和食物链网结构合理的一种模式。

其原理是利用生物之间具有互相依存、竞争的规则，根据养殖生物食性垂直分布不同，合理搭配养殖品种与数量，合理利用水域、饲料资源，使养殖生物在同一水域中协调生存，确保生物的多样性。

主要包括：池塘混养模式及配套技术、海湾鱼虾贝藻兼养模式及配套技术、基塘渔业模式及配套技术、稻田养殖模式及配套技术、渔牧综合模式及配套技术等。

8 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利用型生态农业模式

我国丘陵山区约占国土70%，这类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地貌变化大、生态系统类型复杂、自然物产种类丰富，其生态资源优势使得这类区域特别适于发展农林、农牧或林牧综合性特色生态农业。

主要包括：“围山转”生态农业模式与配套技术、生态经济沟模式与配套技术、西北地区“牧-沼-粮-草-果”五配套模式与配套技术、生态果园模式及配套技术。

9 设施生态农业及配套技术

设施生态农业及配套技术是在设施工程的基础上通过以有机肥料全部或部分替代化学肥料(无机营养液)、以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措施为主要手段进行病虫害防治、以动、植物的共生互补良性循环等技术构成的新型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10 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

该模式是指以生态农业为基础，强化农业的观光、休闲、教育和自然等多功能特征，形成具有第三产业特征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形式。

主要包括：高科技生态农业园、精品型生态农业公园、生态观光村和生态农庄等4种模式。

中国生态农业在研究和实践中，依据各地的社会、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体现生态农业基本原理和特点的一系列农业生态系统工程，即生态农业模式，使生态农业由生态经济学理念逐步转变为工程化并可操作的新兴农业技术体系。生态农业模式是一种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兼顾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结构和功能优化了的农业生态系统。

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即将全面开展的背景下，本文总结当前国内以“地票”制度为代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经验与问题，分析国土整治、占补平衡、生态补偿政策的发展路径，提出“生态券”制度的设计思路和政策建议，为今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开展和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创新提供借鉴。

正文如下：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经验与问题

当前国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生态资源指标交易、“生态修复+产业提升”、生态补偿等。其中后两种路径由于不同修复区条件差异大、补偿标准不统一，更适用于典型示范而非大规模推广。生态资源指标交易在实现跨区域生态补偿、促进生态平衡、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兼容性更强。
    重庆“地票”制度是生态资源指标交易的典型代表。2009年实行以来，在补充建设用地指标、维持耕地平衡、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18年重庆又率先提出拓展“地票”制度生态功能，促进资源和资本向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流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抓手。但是以“地票”为代表的生态占补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生态“地票”产生于建设用地复垦、复草、复林中，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途径涵盖“修、复、保、建、育、调”等多种途径，需进一步拓展测算标准；

（2）生态“地票”的测算以修复面积为依据，以“数量平衡”为主，在生态质量、功能平衡方面体现不足，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存在差距；

（3）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国土空间全域为对象，生态“地票”将对象从耕地拓展至林地、草地等类型，仍以单要素管理为主，系统性特征体现不足。因此，生态“地票”更多的延续了土地整治实施与管理模式，是土地资源数量管控背景下的应用拓展。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创新生态资源指标交易的测算方法、产生机制和交易制度等。

二、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背景下实施“生态券”制度的必要性

（一）国土整治政策发展需求

近二十年来土地整治行业形成了包括法律法规、组织机构、规划编制、资金渠道、技术标准、项目管理、信息化支撑等方面在内的完整业态。2018年中央机构改革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统筹各类分散实施国土整治的新类型，其组织形式和实施模式仍延续了土地整治制度的相当部分。但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对象、目标和途径复杂性大大提升，开展过程面临巨大资金缺口。传统土地整治以土地类型和数量为主要管理目标、以工程实施为主要考评标准的管理模式，也无法适应生态修复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征。未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管理应当从过程管理转向目标管理、从土地数量指标考核转向功能效益考核、从注重实施转向注重监管。

（二）占补平衡与增减挂钩政策发展需求

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权衡协调耕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关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我国自1999年提出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并在2006年启动增减挂钩政策试点。两项政策在维持耕地数量平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也存在“占优补劣”、“重数量轻质量”、指标交易收益分配不当等问题。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背景下，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拓展构建生态修复与生态平衡的制度，实现“数量、质量占补/挂钩”向“数量、质量、功能的占补/挂钩”的转变。

（三）生态补偿政策发展需求

我国针对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生态补偿由来已久，已在国家层面形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体系。在地方层面，针对森林、草原、湿地、耕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也开展了大量生态补偿实践。近年来，浙江“新安江模式”的成功，促进了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但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存在资金缺口大、利益协调难度高、不同工程类型补偿标准不一致等问题。目前还没有针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门制定的生态补偿政策。2018年中央机构改革后，“建立和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写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职能。如何进一步发挥生态补偿在生态功能评价、生态价值量化方面的优势，并创新机制适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形势，亟需实践探索。

（四）整合国土整治、占补平衡及生态补偿三条主线的新制度需求

当前，三条政策主线的发展呈现如下特征：国土整治有需求、占补平衡与增减挂钩有基础、生态补偿有方法，但面临着国土空间利用形势有变化、自然资源管理模式有变化、整治修复路径有变化的新趋势。基于此，亟需探索一种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为基础、以生态功能和效率测算为依据、统筹不同类型与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措施的生态券制度，为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施提供参考。

三、面向国土空间生态系统修复的生态券制度设计

（一）生态券的概念与测算方法解析

生态券是指特定区域范围的某生态单元生态功能及生态效率变化程度的价值量化。生态券制度是对生态券的产生、应用、交易、评估、监测等进行管理的政策体系。通过生态券测算产生生态券是生态券制度的核心，主要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区修复前、中、后等多时段的生态功效进行计算，并计算生态功效变化量；二是根据项目区在国土空间规划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的定位，对步骤一得到的生态功效变化量进行区域价值系数修正，得到初始生态券；三是建立生态券交易平台，依据管理需求和市场情况对生态券定价。具体说明如下：

（1）基于生态功能与效率的生态功效计算。生态功能，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产品提供功能（如粮食生产、原材料供给、遗传资源）、支撑功能（如水土保持、营养循环、土壤形成）、调节功能（如气候调节、洪水调蓄、固碳释氧）、学问功能（如生态旅游、学问遗产）。生态效率指生态单元的生态功能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投入包括土地资源（土壤、植被、设施等）、人力资源（技术、管理、机械等投入）以及自然要素（光照、温度、降水等）。生态功效为生态单元的生态功能产出减去耗散后，与投入的比值。耗散指生态单元内无法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无法重新作为投入的部分，包括水土气污染、不可回收垃圾、水土流失等。

以生态功效为基础计算生态券有三个目的：一是促进数量管理向功能管理转变，在生态券应用中强调“功能平衡”、“功能协调”；二是生态功效框架具有综合性，可以对不同修复过程（如土地修复、工程建设、环境治理）进行定量描述，提升生态券的适用范围；三是生态功效框架将耗散纳入评价，鼓励低消耗、低投入的修复模式，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避免传统整治过程过度工程化、人类扰动过大、造成生态破坏的问题。

（2）区域价值修正系数和最大扰动系数修正。由于不同区域的生态现状、生态质量、生态重要性不同，即使实施相同内容的整治修复也会产生差异悬殊的生态效果。为保证不同区域生态券价值测算的公平性，需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生态功能分区、生态修复潜力评价成果，对生态功效评价结果进行区域价值系数修正。此外，由于整治修复过程可能存在人类扰动导致不可逆的生态副作用，因此需要对生态功效评价进行最大扰动系数修正，以得到更真实的生态券价值。

引入区域价值修正系数的目的是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生态修复规划的落地，通过价值引导提升项目布局的合理性，使项目尺度的点上修复起到优化国土全域生态格局的作用。引入最大扰动系数的目的是避免整治修复项目的过度人类干预，鼓励实施本地化、自然化的修复措施。

（3）生态券定价。生态券同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地票”制度最大的差异在于，生态券不是明确直观的面积指标，而是综合生态功能、效率、耗散的指数。为统一指数量纲，需要以特定时点的典型生态修复项目作为价值“标尺”，从而为后续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生态券的价值测算提供依据。根据市场、政府调控情况，生态券实际价格在此基础上波动。

（二）生态券的应用场景与作用

基本应用场景与直接作用：

（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生态券制度可以将针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采取不同整治修复途径的项目，空间区位条件不同的项目以及修复效果时间跨度不同的项目在生态功效框架下进行评估、比较。生态功效框架通过价值引导可以避免整治修复项目过度工程化、短期化，鼓励实施自然过程为主、人类活动为辅、修复过程耗散低的项目。社会、学问修复措施的生态价值也得以体现（如土地整治项目中通过权属调整措施改善了耕地权属细碎化现象，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投入，提高生态功效）。

（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管理绩效评估。目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以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采用生态券考核替代以往整治修复项目中的数量目标和工程目标，可以避免以往整治修复过程价值标准“一刀切”的问题，鼓励地方实施更适应本地化特征的措施。

（3）以生态券引导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生态券测算采用区域修正系数，可以将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生态评价结果、空间管制规则、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方向等定性内容定量化，转换成生态券价值取向，促使地方项目选址过程更加合理，提升点上修复对总体格局的支撑性。生态券框架兼顾上级规划与地方实施，可以在保证地方操作灵活性的前提下避免无序建设。

拓展应用场景与间接作用：

（1）各类土地利用活动的生态券评估。生态功效框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可以在未来应用于其它土地利用活动，如新增建设用地、农业结构调整、低效用地再开发等。

（2）区域生态券占补平衡。通过建立涵盖开发、利用、保护、整治修复等全过程管理类型的生态券评估体系，计算行政区域内年度生态券总值。行政部门通过自然资源管理手段或交易保证生态券总值不为负。生态券占补平衡是对现有占补平衡政策的补充，在确保耕地等特定地类保护目标前提下实现行政区总体生态平衡的目标。生态券占补平衡政策有助于政府职能从类型管理和过程管理向功能管理和结果管理转变。

（3）国土空间规划预评估与实施效果评估。由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确定的土地系统变化可以进行生态券评估，确保从规划基期至规划期产生生态券不为负，并通过不同规划方案的对比选取生态券价值最高方案。通过对比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期实际生态券与预评估生态券，判断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实际生态影响，提出规划调整与优化建议。此外，生态券总值、交易额、储备额等可以作为政府绩效、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评估的综合性指标。

四、政策建议

（一）按照“项目试点-区域试点-省域推广”路径推进生态券制度实施

尽管各省份在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制度具有丰富成功经验。但生态券制度在测算、管理、交易、监管等方面存在诸多细节问题，很难一蹴而就。建议首先选择不同类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作为生态券测算试点，形成生态券测算“价值标尺”；然后选择社会经济及自然条件较大差异的行政区域作为生态券管理、交易、监管试点。最后在形成较完善政策体系与技术标准体系后在省域进行推广。

（二）构建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组织管理、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储备交易、监管考核、监测体系一体化生态券制度体系

法律法规支撑是生态券制度实施的基本条件；相关政策的制定是生态券实施与管理的基本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是生态券测算相关参数的主要依据；分级技术标准体系的构建可以细化生态券测算流程、明确函数表达式，确定相关参数取值范围；生态券储备交易制度的建立是实现生态券占补平衡的基础；监管考核体系是保障生态券制度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构建生态监测体系可以为生态券测算提供统一口径的数据来源，保证生态券价值量化的公平性。

（三）强化科技支撑，构建生态券技术标准体系

生态券制度涉及土地评价、生态评价、生态监测、市场评估等多领域，需要生态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土地资源管理学等多学科技术支撑。构建完善的生态券技术标准体系是促进生态券制度设计目标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应加快推进标准研究，将生态功能、效率、耗散评价，本地化的区域价值修复系数确定，生态券实施效益评价等内容转化为具有操作性、实施性的技术标准。

（四）构建高精度、全方位、连续时点的国土生态监测体系

国土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是保证生态券评价有效性、交易公平性、政策连续性的重要前提。应整合现有监测资源，补足欠缺监测资源，构建包括遥感、点位、断面在内的一体化国土生态监测体系，为省域范围生态券测算提供统一可比、真实有效、口径一致的第三方监测数据。

基于国际河流保护的发展与趋势，我国现处于以水质恢复为主的阶段，但应愈加重视从流域尺度出发的整体生态修复。根据中国建坝河流生态修复的需求，本文探讨3种不同程度与方式的河流生态修复策略：① 工程修复，②近自然修复 ③完整性修复。

正文如下：

工程修复: 水利设施阻碍了原河道中鱼类洄游和营养物质的传输，为缓解水利设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出现了许多例这类模仿自然结构的鱼道。这些仿生型鱼道在为不同生命阶段的多种鱼类提供最有效的通行空间的同时，也为生活在河流系统中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适宜的水生栖息地，为河流多维度的连通性提供了可能。

近自然修复：以遏制流域内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污染为首要任务，在合理论证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整个修复工程的规划设计在满足防洪的同时更多考虑适应自然生态系统的要求。现有的一些创新性技术方法有河道自然化、堤防后靠、两级河道、行洪河道、河道内栖息地加强结构、岸坡防护等。

完整性修复：比近自然修复的工程力度更大，通常是指重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使生态系统尽可能地恢复到受干扰前的状态。修复需要大量的工程措施以恢复动态平衡和功能。修复行动可以用被动方法，包括去除和减少长期干扰活动；也可以用主动方法，包括确定并采取措施，从而修复对河道结构的破坏。拆坝作为河流修复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流域管理中的新挑战。目前关于大坝退役评估还未形成成熟的决策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大坝拆除对沿岸环境而言，既不简单也并非总是有益的。在大部分流域中，要成功修复河流，并不单单靠拆坝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河流不只受一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附加措施。拆坝需要与其它的河流保护和修复措施共同实施。

本文主要以案例分析的形式， 先容了现实中最常见的三种类型 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 策略。这三种类型分别为：暂不 开利用地块、拟开发利用地块、 治理修复工期很紧的地块。

正文如下：

01 暂不开利用地块风险管控

以某化工厂暂不开发利用污 染地块的风险管控为例。

1. 地块基本情况：东临嘉陵 江，面积 380 亩，在 1957 年～ 2008 年，为某工厂原址。工厂的主要产 品为红矾钠和铬酸酐，生产规模为 0.4 万～ 2 万吨 / 年。地块现被规 划为居住、学问娱乐用地及公共绿 地。其地块内残留有大量铬渣及六 价铬，由于六价铬溶解度大、易被 生物迅速吸取，对人体健康及嘉陵 江水环境安全构成威胁，亟须开展 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

2. 风险评估结果：污染土壤 中总铬含量最高达到 81200 毫克 / 千克 , 六价铬最高含量达到 1770 毫克 / 千克，其风险不可接受。综 合考虑修复资金需求、地块开发计 划等因素，将此地块列为暂不开发 利用污染地块，实施风险管控。

3. 风险管控技术路线：清除 铬渣及含铬废渣；建设截污堤与含铬渗滤液收集体系，将渗滤液 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实行达标 排放；设置围栏、标识牌等，防 止人员进入地块。

4．实施效果：渗滤液外排水 质和入江断面水质均达标。区环 境监测站每年定期对这一地块的 污水排放口水质开展监督性监测， 结果显示，废水排放能够稳定达 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总铬小于 1.5 毫克 / 千克，六价铬小于 0.5 毫克 / 千克）；区环境监测站在地块废 水入嘉陵江排污口上游 50 米和下 游 100 米处断面开展监测，结果 显示，水质为地表水水环境质量 Ⅱ类标准（断面水质达标要求为 Ⅲ类）。

02 拟开发利用地块的风险管控

有的地块曾经被污染，接下 来还要开发利用，怎么办？以某焦化厂的治理修复与风险管控为例。

1. 地块基本情况：2008 年之 前为一家焦化厂，其主要原料是 煤，主要产品是焦炭，辅产品为 焦炉煤气及其他炼焦产物（如焦 油、多环芳烃、苯系物）等。这 一地块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苯和苯 并（a）芘。

2. 治理修复必要性：当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将这一地块规划为 工业遗址公园，原则上不大拆大 建，未来拟作为公园绿地使用。考虑到地块内残存有多环芳烃、 苯等污染物，评估认为，这个地 块土壤中污染物超过风险可接受 水平，需采取措施进行风险管控 与治理修复。

3. 分区治理策略：根据污染 物浓度，将地块分为两个区域来 管控。一是高风险区域，苯并 (a) 芘浓度高于 62 毫克 / 千克或苯浓 度高于 51.6 毫克 / 千克的污染土 壤范围，面积约为 3.29 万平方米， 土方量为 6.48 万立方米，最大深 度为 5 米；二是一般风险区，苯 并 (a) 芘浓度介于 6.2 至 62 毫克 / 千克同时苯浓度低于 51.6 毫克 / 千克的污染土壤范围，面积约为 2.52 万平方米。

4. 治理修复工艺路线：实施 分区治理，按照修复深度及保留 建筑物状况，选择不同的技术工 艺。对于高风险区域，在建筑物 以外区域采用斜向或水平加热－ 抽提系统或竖直加热－抽提系统 进行处理；在建筑物内区域采用 斜向或水平加热－抽提系统进行 处理。对于一般风险区域，在建 筑物以外区域先进行地表阻隔覆盖，采取安全阻隔、生物降解、 植被恢复等工程措施；在建筑物 以内区域，由于地表硬化层本身 为良好阻隔层，仅做完整度检查 和相应修补即可。

5. 地块修复经验：突出风险 管控，以“景观生态恢复＋工程 控制”为主，采取有效措施阻断 污染物扩散或暴露途径。

一是当污染暴露途径以蒸气 吸入或接触表层污染土壤为主要 暴露途径时，考虑以直接工程阻 隔作为主要风险控制措施，配合 景观设计。对采用阻隔技术处理 的受污染土壤，结合景观生态恢 复对其进行长期监测，主要监测 对象为以苯系物为主的挥发性有 机物 , 当污染土壤浓度较高时， 高风险污染源采用高温脱附及气 相抽提修复技术去除污染物。

二是结合地块修复治理、未 来土地景观设计和开发需求，采 用“分区、分级”治理思路，将 治理修复区域分为高风险区域和 一般风险区域两类，有针对性地 选择修复技术路线，最大限度地 减少修复土方量。

三是结合规划用途要求，优 先选择修复成本低、修复周期较 长的修复技术。考虑到这个地块 主要规划为公园绿地，开发时序 较长，而且部分生产设备及建筑 将被保留作为景观，且修复后土 壤需具有生态功能，因此，修复 技术选择以绿色、原位、生物修 复技术为主，而不是大规模开挖 和使用化学药剂。

03 工期很紧的场地修复

现实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用地非常着急，但场地修复 需要时间较长。怎样在较短时间 内把土壤修复到位？以某铸管厂 治理修复为例。

1.地块基本情况：1958 年， 某钢铁厂在此建厂。2003 年～ 2015年，转为某铸管厂，主要经营离 心球墨铸铁管、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铸造制品等。

2. 治理必要性：这个地块主 要规划为居住用地、道路用地等， 西侧和北侧为住宅、商业区，东侧 为住宅、学校区，均为敏感保护 目标。地块内残存有较多的钢渣、 废弃构筑物及污染土壤，主要污 染物为砷、铅、镉、铊等重金属， 以及石油烃、多环芳烃和苯等有 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等构成较 大威胁，亟须开展治理修复。

3. 治理策略和技术路线：结 合分为两个施工单元的实情，科学 设置施工时序。其中一个单元需 要在 45 天内完成 6.8 万立方米土 壤治理修复。项目组在确保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将污染土壤清挖与临 时设施和修复设备安装调试同步进 行，将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异位氧 化修复与重金属污染土壤固化稳定 化修复同步进行，并将修复合格土 壤全部回填至规划为道路用地的区 域。另外一个施工单元，污染范围 大，非污染区空间有限，且需全部 用于热脱附设备区、气站、污水处 理站等临时设施建设，缺乏土壤 清挖后临时堆放区和修复后的待检区。项目组采用“边清挖，边修复， 边回填”模式，即将临时堆放区土 壤修复完成验收后，第一时间原基 坑回填压实，作为修复土壤待检区， 以此循环，直到完成整个地块修复。同时，项目组还设置了现场实验室， 实时调整药剂投加比、加热温度、 停留时间等工艺参数，在确保修复 质量的同时大大节约了修复成本。

4. 相关思考：一是怎样确定 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履责顺序？按 照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责 任人是首要责任主体，土地使用 权人是次要责任主体。基于“受 益者负担”原则，政府和有关部 门根据需要履责，比如突发紧急 情况、责任无法认定、责任人拒 不履行、政府履职更为合理的其 他情形等。鼓励其他当事人自愿 履责，并在后期可以获得一定经 济回报。不管实施风险管控或修 复活动的主体是谁，所支出的费 用最终都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 

二是地块开发的顺序怎样确定？需要分期分批开发的地块内土地， 原则上住宅、学校等敏感类用地 应后开发，以防止周边未完成修 复的受污染地块对敏感人群造成不良影响。

近年来，我国对土壤污染防治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市场逐步打开，但仍存在对土壤污染认知的片面性、修复过程不科学、二次污染控制不足、重治理轻调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家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实际，科学确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政策和技术路线，不走或者尽可能少走弯路。

正文如下：

我国土壤污染的来源及分类管理

我国的土壤污染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农田耕地土壤污染。这类土壤污染通常来源于工业活动排放以及农业生产活动，如工矿企业生产活动会导致周边农田耕地土壤的污染。农田耕地的污染也可能来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农田耕地污染的特点是污染面积通常很大，污染深度比较浅，污染相对均匀，污染物浓度不高。农田耕地污染防治的主要保护目标是农产品以及土壤生态系统。由于在农田耕地的污染防治过程中要尽量保持农田的耕作属性，同时考虑到农田耕地的投入产出比较低，因此对于农田耕地污染的防治策略主要是以安全利用为主。

第二类土壤污染是工业企业搬迁后遗留场址的土壤污染。这类污染的来源是场址上原有企业的生产运营，污染的面积特别集中，污染的浓度通常很高，土壤中有时能发现有机溶剂残留。污染的深度大，有时达地下20-30米，甚至更深。这类位于城市中心区的用地通常以再开发利用为主，一般开发为居住和商住，因此保护对象是人体健康。这些用地未来可能被反复开发利用，因此修复治理的策略是以去除土壤中污染物的物理化学修复为主。

第三类土壤污染是石油开采企业的场址。这类场地的污染来源于石油勘探、开采、输送和存储等环节，污染物为总石油烃类，这类场地的污染面积一般较大，污染物的浓度分布不均匀，由于石油烃不溶于水，污染物的污染深度通常不大，这类场地的保护目标为场地周边自然水体和生态环境。由于石油烃为易生物降解类物质，修复策略可以采用生物修复技术。

第四类土壤污染是矿山开采企业的场址。这类场地的污染来源于矿山开采的遗撒和“三废”外排等环节，污染物为重金属类，这类场地的污染面积通常较大，多为高背景值地区，污染深度也会很大。由于通常远离城市，因此保护目标一般也为场地周边自然水体和生态环境。这类场地的污染面积大、高背景值、大污染深度和远离城市等特征，决定了该类场地的防治策略多为切断矿山重金属对周边的暴露途径。

总体来说，第三、四类土壤污染类型属于在产企业土壤污染，主要目标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控制企业的污染不会对周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历程

国外土壤污染防治历程表明，土壤污染防治是基于风险的理念进行管理和治理，风险包括三个要素，即污染源、暴露途径和受体。污染源就是土壤中的污染物，受体通常是人或生态环境，暴露途径是土壤污染物进入人体或生态环境的途径。由于土壤治理是基于风险的策略，大家可以通过切断受体与污染物的暴露途径，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土壤的修复模式可以分为治理修复和风险管控两种类型。根据修复过程中土壤空间位置是否发生移动，可以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原位修复直接在原地对土壤进行处理，异位修复则是把土壤挖掘出来在场地内部或运送至别的地方进行处理。土壤修复原理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热处理等。修复技术还可根据运行和成本数据的充分性与可获性，分为成熟的技术和创新的技术。

美国土壤治理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70 年代前，社会环保意识不强，对土壤污染没有什么防治措施。20 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 年代中期，开始发现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但对土壤污染的认知比较片面，以为只要土壤中含有污染物就认为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土壤中有苯了，就认为会致癌。由于民众对土壤中污染物的过激反映，监管部门不得不强迫污染者快速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许多地块的治理，都采用了挖、埋、烧等高耗能的技术，往往导致土壤污染的过度治理。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公众和监管部门对土壤的治理和管理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污染土壤的防治转向了风险管理，根据土壤的功能和用途制定修复目标，采取绿色可持续的理念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

美国污染土壤修复历程很具典型性。在早期，人们对土壤污染往往反应过激，大部分采用将土壤中污染物去除掉的治理技术。长期以往，会发现这种急于求成的治理修复，经济成本极高，很多技术实际上也不可行，没必要。人们认为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即不必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而是采取封闭、填埋、阻隔等风险管控措施，将土壤污染物与可能受影响的人群分隔开来，从而实现土地的再开发利用。刚开始这类措施采用比较少，后来逐渐大量增加。随着风险管控措施的大量增加，人们发现污染物单纯地阻隔在场地里，再开发利用时，还是要再次治理，而且阻隔时间长了，阻隔层也可能失效，阻隔的污染物便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因此过度采取风险管控措施也是不合适的。

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民众对土壤污染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认为基于风险的管理是经济可行的模式，根据土壤中污染物类型和用地途径等，在必要的情况下把土壤中污染物去除，在另一些不必要去除土壤中污染物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阻隔等措施。同时，其他基于风险的管控措施也得到运用，如对不着急开发、污染物没有扩散的地块，可以告知人们不要进入这些区域，不要使用这些区域的地下水，这样也可以把风险控制住。也有的通过土壤中污染物的自然衰减，来实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目的。

近年来，绿色可持续的修复理念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绿色可持续修复的理念主要考虑整个修复环节中社会、环境、经济的代价。比如某个地块如果不治理，对社会、环境、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而治理这块地时采取的治理技术，有时也会排放污染物，因此就要综合考虑，修复这个地块会对社会、环境、经济有多大影响。如果采用一个技术，对社会、环境、经济的负面影响比不修复这个地块还大，那就证明不是绿色可持续的修复技术。绿色可持续修复，就是从整个土壤修复过程进行考量，筛查最佳的修复技术，实现土壤污染的治理目标。

目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可以分为治理修复和风险管控两种。治理修复措施主是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减少甚至完全去除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或毒性等，对这个措施公众比较熟悉。而公众相对比较陌生的风险管控措施，又可分为工程控制技术和制度控制技术。对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工程控制技术还有区别，建设用地的工程控制技术可以采取覆盖、阻隔、围堵等措施，而农用地防治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农用地的耕作属性，因此通常是采用低富集作物品种筛选、种植结构调整、水肥调节等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相对较小的措施。风险管控措施中的制度控制技术对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采取的措施是相似的，都是采取风险管控区划定、设立风险标识牌、在网络或报纸等媒介上发布公告、警示大家远离污染的区域等措施来降低场地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我国治理修复措施目前主要用于关闭或搬迁企业场址污染土壤和石油开采污染土壤的修复，主要是因为关闭或搬迁地块大部分处于城市的中心，需要反复再开发利用，这些地块如果采用风险管控措施把污染物阻隔在原来地块，未来再开发时仍然需要进行修复。石油类污染土壤的污染物主要是可生物降解的石油烃，按照优先将污染物去除的修复原则，可采用生物修复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

风险管控措施多被在产企业场址污染土壤、矿山开采污染土壤和农田耕地污染土壤修复采用，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正在生产运行的企业，土壤污染防治的目标主要是防止土壤中污染物向周边的土壤或地下水扩散，因此可以采用阻隔、帷幕等风险管控措施即可达到上述目的。对于矿山开采污染土壤，大多远离城市区，采取切断矿山土壤的污染物和周边地表水、地下水、生态受体等接触途径，就可达到污染防治的目的，而不必要将矿区土壤中污染物去除掉。总体来说，我国对于关闭搬迁企业场址污染土壤，强调的是怎么治理好；对于在产工矿企业场址土壤，强调的是怎么防控好；对于农田耕地土壤，强调的是怎么利用好。目前大部分土壤污染修复都是针对关闭搬迁企业的再开发利用，以治理修复措施为主，风险管控措施技术只占了约30%。

国外土壤污染防治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国内外污染场地的防治历程，对我国未来土壤污染防治具有以下启示。

一是正确认识土壤中污染物的危害。土壤本身就含有重金属，因此土壤中含有一定量的化学品，对环境和人体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且土壤本身具有很强的吸附和阻隔等功能。大家考量土壤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时，通常只考虑到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而实际土壤中的污染物接触到人体，一般有一个途径，而污染物一旦从土壤中出来，会有个逐渐衰减的过程，如遇到光可以光解，遇到水可以水解，对人的影响会降低。而在做污染物风险的理论计算时，大家一般不考虑这个降解过程，这样就会过高地估计土壤中污染物的危险。因此通常情况下，土壤中的少量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只有土壤中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一定的标准时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在荷兰等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在看到一块污染土壤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治理好，而是考虑这块污染的土壤还可以怎么用。不采取治理修复措施而对污染土壤物尽其用，其实是最绿色环保的策略。

二是科学合理开展土壤治理修复。目前，我国多数公众对土壤中污染物的认知和反应还是处于美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早期水平，从而导致现在很多的治理修复工程存在过度治理的嫌疑，进而导致土壤污染修复投资偏高。在发达地区，污染土壤投资尚可接受，但是未来在非发达地区，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困难。现在我国也充分认识到土壤修复中的这些问题，开始借鉴国外基于风险的理念管理土壤污染。对于不同功能用途的土壤，基于用地途径设置修复目标值，可大大减少土壤污染的修复投资，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因为修复活动本身有时也会对环境产生次生影响。现在我国正逐步提倡绿色可持续修复的理念，将污染场地从调查到修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从生命周期理论考虑修复活动全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制定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对策。目前，我国绿色可持续修复的相关框架和技术文件正在编制过程中。

三是要重视“重治理轻调查”和修复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防治问题。就像一个病人到了医院，不注重让大夫看看得了什么病，而是一心想动手术。对于污染土壤调查越仔细，掌握的信息越全面，土壤的污染程度、污染物的分布、土壤修复的边界等明了，就会大大降低治理修复成本。从调查和修复的成本来说，调查的成本可能是修复成本的30% 以下。

土壤修复过程的二次污染也容易被忽视，大家知道土壤的修复技术很多，包括物理、化学、热力等，如洗涤技术将土壤中的污染物转移到水中，加热的技术将土壤中的污染物转移到气中，如果不对修复过程的二次污染进行控制，土壤治理修复就变成污染物转移了。现在对于污染土壤的异位修复，即将污染土壤运送到另外的地方进行治理时，很多管理部门强调对原有场地评估是否治理干净，而对运送后土壤是否修复完成，修复过程中是否造成二次污染重视不够。